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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主义泛滥看中国房地产业的乱象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8-05-28 10:08:47    文字:【】【】【
摘要:来源:中国工合协会收藏文化研究会
 
 

中国工合协会收藏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蒋国平

所谓“市场主义”是指将通过每一产品市场价格的升降信号来调整该产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的经济运行机制(即市场机制)过度神话,将之视为普适天下唯一合理且效率最优的经济制度的社会治理主张和社会思潮。

市场和市场机制古已有之,但市场机制成为经济社会基础运行机制是到了工业化社会之后的事情,在农业文明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今年逢灾,只有这么点产量,价格再高也只能供应这么多。若风调雨顺,产量很高,价格再怎么低也要卖出去,因为农产品难以久存。来年的农业产量如何,最终还是天说了算。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情况则大为不同。科技进步,分工合作日益细分造就了庞大且复杂的社会生产体系,且消费品的种类和产能飞速增加。每一种产品(无论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在其产量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都主要靠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调整,最终形成社会经济基本秩序。

由此知道,市场机制并非普适所有社会经济形态,只有在工业化社会阶段,它才成为了经济社会运行的主流机制。另外需说明,即使在最为成熟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市场机制也不能覆盖所有产品领域。比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某种粮食在哪里种,能种多少不是由农民或者农场主能够完全自己决定的,他们必须在政府主导的农业区域规划的框架内展开相关的种植活动。再比如餐饮业,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的餐饮业是由一个行会组织对每个城市的餐饮业进行统一的布局规划,哪条街可以设立正餐店,哪里可以设置快餐店或酒吧都是统一规划好的。从业者必须服从这些规划,在规定的位置上从事符合规划的经营内容,甚至还要接受行会的店面建设指导和卫生服务培训,之后才有这些餐饮业从业者通过提供味美价廉的美食服务来吸引更多的顾客,展开同行业间的公平竞争。

此外,市场机制也并非可以自动产生良好的市场秩序,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行业而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都是被置于一定的基础格局之上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农业区域规划就是一个针对农业所规定的基础格局。这个基础格局是人为规划出来的,要么是由政府来完成,要么由大资本通过垄断地位、技术壁垒或资本壁垒来形成。基础格局与产业状况相适应,市场机制就可以带来较高的效率和好的结果,不然则适得其反。

“主义”者,“基本信念”也。对市场机制的作用的过分夸大和盲目崇信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盲目地相信引入市场机制就可以给任何产业带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运行秩序,盲目地相信引入市场机制就可以给任何领域的事务处理带来公平和合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是这样思考的,也是这样言论的,更是这样行动的。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产业领域都义无反顾地全面推进市场化进程,甚至我们把市场机制开创性地引入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等公共事业领域,造成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或事与愿违的后果。

在工业化社会中,市场机制的主导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我国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推动和获得的巨大发展也是不容否定的。但在社会经济的公共治理过程中,我们无视市场机制的作用条件和范围,无视产业现状与国内国际产业基础格局的匹配性和相适性,不顾一切地推动市场机制的覆盖,这就是所谓的市场主义泛滥。

市场主义的泛滥往往会给相关的产业和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混乱,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看看中国房地产行业20多年的发展史中,市场主义思潮是如何在这个领域中泛滥并引发巨大混乱的。

中国房地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特别是到了199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国房地产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期,该决定明确了在住房领域实现商品化和社会化的市场化发展方向。自1994年到2007年,房地产业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而令人欣慰的是,这十几年里房价上涨幅度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局面。以北京西北二环周边房屋为例,在2000年左右每平米七千元的高档房屋,到了2007年其价格仍在一万以内,而且这部分价格的上涨还主要是由于房屋建筑装饰水平的提升因素造成。能够保持这个局面的原因很简单,虽然国务院深化房屋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住房的商品性质,但在开发用地的转让方面政府管理部门出让土地和开发商购买开发用地时采用的基本都是协议定价方式。政府与开发商会就某宗开发用地所建筑住宅结合现行楼价辅以质量和区块的因素调整,在此基础上再扣除间建安成本,综合成本以及企业的合理利润率(一般为10%),之后便可推出该宗地块的出让价格。尽管这一过程中会始终存在着政府力求高价出让,开发商努力低价获得的博弈,但这一博弈过程始终处于上述框架内,由此实现了近十年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同时房价能够确保大致稳定。

但就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有一种声音始终不绝于耳,那就是担心土地转让供应中可能会有贪腐,含有暗箱操作。最为公平合理的转让方式应该是挂牌竞价拍卖,这声音来自民间,来自学术界,也来自政府部门。从2002年开始,已经有一些城市政府管理部门出台一些类如土地挂牌竞价拍卖的管理方案草案。终于在2007年,国土资源部正式颁布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筑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该规定的出台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拐点。

自此之后,中国房地产业立即陷入了一派乱象。1994年国务院出台的决定明确了住宅为商品,中国房地产业将走市场化发展的大方向,但这一市场化进程是有约束和节制的。第39号令的出台则把市场机制完全彻底地引入了房地产业,从房屋的商品交易推至土地交易的完全市场化。这是市场主义大旗所指,也是饱受市场主义思潮熏陶形成的民意所向的结果。

但是我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一点,土地不是萝卜白菜服装鞋帽,对价格信号没有那么敏感。对于一般商品而言,价格上涨,利润空间大就会有多的供应商加入行业,价格下降利润空间少了就会有部分生产者退出。而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土地对价格信号确是完全不敏感的,任由市场高低,其供应数量都在其客观可能供应范围之内,因此将市场竞价机制引入数量几乎恒定且由政府单方供应多方需求的土地供应市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此外还需特别说明,2007年第39号令是在中国房地产业已历经十余载的快速发展孕育了巨大的产能,而城市可供开发用地余量空间已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发布的。于是第39号令一经发布,中国房地产业立时沸腾,土地竞价市场每天都会制造一个“地王”(即每平方米建筑获取土地成本价格的最高记录每天都被刷新)。很快就出现了楼面价(即按每建筑平米分摊的土地购置成本)超过现行楼房价的情况(即面粉比面包贵的怪象),再后来就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一路上冲。新开楼盘的价格带着既有楼房的价格一起上冲,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房价甚至超过了欧美大多数繁华城市的价格水平(而这些城市居民的收入则是欧美大都市居民的几分之一)。到了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工薪族人员不吃不喝努力工作上百年都难以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屋的局面了,这一切都是拜人们对市场机制的盲目崇信所赐,都是拜不正当地把市场竞价机制引入土地供应市场的愚蠢之举所赐。呜呼哉,中国房地产业。

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局面已呈“骑虎之势”,任由房地产价格继续在土地竞价追逐中继续攀高,将使中国房地产的畸形发展更加严重,后果更加不堪。若是要使房价回归(事实上房屋的建安成本始终处于稳定水平,对房价上涨促进有限,房屋价格上涨的基础推力是土地购置成本的不断攀升)则必将引发原有大量房屋按揭贷款合同的爽约,引发银行信贷业务体系的混乱,形成全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然,今天我们总得干点什么来控制这一局面。先刹车,后盘整,最终希望能够找到中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道路。最近有报道,江苏常州的某宗地块招标时,政府制定了最高限价,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价格越高越好,看来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这对中国房地产业来讲肯定是个好消息。从以上20多年来中国房地产业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市场主义极端化思潮把市场机制推入了一些本不该进入的领域,除了房地产还有农业、医疗、教育等等,引起了这些行业领域里的巨大混乱。

市场主义思潮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度,以下两个因素是关键性的。

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长期习惯了有组织的计划指令型经济系统的中国人民而言,以一切经济行为均由企业或业主本人自主决定,同业竞争成王败寇为基本要旨的市场化经济制度,无疑会引起人们巨大的“新奇感”。环顾四周,一些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当时我国大众生活的简单平淡所形成了强烈反差,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人民对市场经济强烈的“期待感”。

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长期“洗脑”,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字的经济学教科书,其基本要义就是全面阐述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天然合理性(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要义)。即使市场机制出现了失衡失效的情况,通过政府或央行的宏观调控措施亦可予以调整克服(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使命)。这套经济理论已霸占全球经济学教学阵地长达70多年,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又迅即覆盖了中国的经济理论教学阵地。这套由西方经济学家群体合力炮制的经济理论体系并未揭示更多经济社会运行的真相,只是由一大堆教条、教义堆砌而成。该体系对市场主义主张广泛侵蚀公众头脑,并最终造就市场主义极端化社会思潮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轨道上来。市场机制原本不是个坏东西,用好了会带来高的经济效率和快的经济成长,但是如果我们不顾产业现实基础格局,把市场机制当做灵丹妙药来盲引用,就会伤害自己,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当代中国正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核心要点恰恰在于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本属性的优势,以及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能发挥,针对各产业部门,营造出并不断强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格局。而万千企业则是在这个基础格局上充分展业,公平竞争,从而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公平的发展。

具体说来,国有经济应首先执行好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向民营经济部分输出普惠行业的外部经济(像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支撑、基础研究成果外溢等活动)两大基础职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职能管理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运用好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治理执行、公共服务实施三大功能,与企业界密切互动。从区域角度、全国角度乃至全球视角全面审视各行业产业部门的基础格局,发现制约点,寻找突破点。运用公共政策,公共治理,公共服务三大工具,不断营造和强化符合我国各产业行业实际情况有利于其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格局。之后就是充满活力的万千企业在各行各业的产业舞台上,按照市场机制的规则大展拳脚全力展业,最终实现中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为了更好的来理清产业基础格局和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一个有关大豆产业的例子来进一步给与说明。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也是主要消费国,大豆又是已发现的可以大规模向人类提供优质植物蛋白的唯一农作物来源,对人类生命及健康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大豆供应来源几乎全部依靠进口,中国本土的大豆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业已全军覆没。为什么我们竞争不过美国主导的海外大豆产业?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海外大豆产业采用了转基因技术产量高,而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转基因大豆无论是在美国本土种植,还是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亦或是在澳洲的澳大利亚种植,其亩产都不过300斤(150公斤)。而在我国华北地区(纬度相当于巴西、阿根廷在南美洲的纬度,同属大豆高产区域)我国原生种大豆亩产可达800斤(400公斤),粗放种植条件下,其产量也不会低于500斤(250公斤)。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规则,国外的转基因大豆无论从品质还是从产量都不可能是我国本土大豆的对手,而结果却是我们落了个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就是美国企业知道怎么玩产业基础格局,而我们不懂。

首先美国企业将草甘磷抗体通过转基因技术植入豆种,从而实现田间管理的高度简化灭草时采用飞播灭草剂的方式,做到百草不生大豆独活,进而实现了大豆从种植到除草到收割的全面机械化作业(几乎是无人化生产)。这样生产出来大豆的成本是极低的,美国企业便以极低的售价(每吨2100元人民币上海港交货)向中国市场低价倾销。另一方面美国企业通过股权控股和生产订单捆绑,对我国大豆生产加工企业从毛油加工到精炼实现了全面控制,辅以外资控股的大型零售商的配合呼应,美国企业在中国实现了大豆加工和产购品产销一条龙的全面格局控制。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企业会坐下来同我们说,咱们自由竞争吧!我们的大豆种植农民或农场主会马上发现是很“自由”,但我们根本无法“竞争”。因为大规模种植所产出的大豆产品根本就没有加工厂接收(现有的大豆加工厂不会接收任何进口大豆以外的原料加工业务),农场主若想自己建厂,就会发现他很难进入零售商场,最后空有品质好产量又高的中国本土大豆的本土大豆产业,走投无路,只能黯然退出竞争。

什么是基础格局,什么是市场竞争。看过大豆产业的这个例子后,我们所有人都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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